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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工资时代:钱都哪儿去了?  

2013-11-26 11:22:0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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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能反映自己的工作贡献吗?”MSN上,马莉向记者发来一个愤怒的表情,接着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回復:“当然不能!”

  马莉是标准的白领,担任国内一家着名的IT企业的部门经理。毕业以后,随着职位的上升,她的收入也在随之增长。但她对自己的收入并不满意,“付出的比得到的多,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的共同感觉。”

  在职场拼杀的她或许还不知道,一场全国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展开。像大多数人一样,她无法感知这场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。她也并不知道,除了业绩上升、职位提升之外,还有什么涨工资的理由。

  低工资的国度

  今年7月,新华社发表题为“四部委负责人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答记者问”的文章,标志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面启动。

  在回答“为什么要改革”时,官员们指出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:城乡之间、地区之间、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,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,分配秩序比较混乱。

  前不久,一位西安烟草企业职工的工资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这位职工透露,每年她的银行卡上基本维持将近60000元的收入——这包括基本工资9600元;效益工资约36000元;通讯、交通、菜篮子等各种补贴约4800元;公积金存款约10000元。当然,这还不包括当年的年终奖金。

  事实上,这种收入水平在大型垄断企业中并不少见。他们的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~4倍。

  炮轰垄断行业工资的同时,一些学者也开始发出了另一种声音:不要只盯着那些高收入阶层,他们的收入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,但他们毕竟是少数;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,收入依然很低,这种长期的低收入不是更不合理吗?

  去年,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,平均到每个月,仅有875元。这一数据已经足以显示,我们今天依然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度。

  与低工资相伴随的,还有工资水平的低增长。在过去的12年里,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,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,实际是负增长。

  也许民工工资增长并不能代表全部,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大学生的起薪点。团中央的一份调查显示,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中,66%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~2000元之间,1.58%的学生甚至愿意“零工资”就业。即便如此,调查中仍有77.3%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的期望过高。

马莉很庆幸自己毕业得比较早,在她毕业的时候,全国大学生的起薪点至少可以保证在1500元以上,像她那样的名校学生都在向3000元看齐。而在今天,媒体的标题早已定性——“大学生进入低工资时代”!

  钱都哪儿去了?

  “1992年到现在,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担心发生的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,不幸被言中,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。”在一次关于分配改革的论坛上,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宋晓梧痛心疾首地表示。

  宋举出的例证是,工资总额佔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。1980年、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%、16%和12%;2000年到2003年,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,但依然徘徊在12%~12.5%之间。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,美国的工资总额佔GDP的比重,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%左右。

  也就是说,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,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。那么,这些钱都去了哪里?

 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,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,尤其是垄断企业。从居民、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来看,1978年为55%、11.1%、33.9%,1998年为68.6%、13.9%、17.5%,变动趋势是居民的份额不断提高,企业的份额有所上升。而此后的1999~2003年间,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,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,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,到2003年发展为61.8%、15.1%、23.1%,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,相应地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削弱。

  在西方经济学里,“分享工资理论”是主流的工资理论。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、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,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。

  而在中国,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残酷的“生存工资”阶段。这个由古典经济学派大师亚当·斯密和大卫·李嘉图描述的理论,更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现实——从长远看,在工业化社会中,工人的工资等于它的最低生活费用。也就是说,工资只能保持在维持其生存、使其勉强煳口的水平上。很多人甚至认为,正是这种“生存工资”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。在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,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,过多地由所谓“弱势群体”承载;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,过多地被所谓“精英团体”瓜分。现在到了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。

  或许,我们可以将这些期待放在即将到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上。这样,也许我们就可以不仅仅把涨工资的希望寄托在老闆、上司和领导身上,而是通过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革,来抑制畸形的高工资,同时改善畸形的低工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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